经过2015年12月在河北展开试点，和2016年、2017年两年间分四批在全国实施进驻督察，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工作至此全面收官，中央环保督察实现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

梳理各地督察意见发现，当地政府重发展、轻保护的突出问题屡被督察组直接指出，而且用词犀利，不留情面，对涉及的责任部门也直接点名、毫不回避。比如，湖南岳阳、永州等地被指为追求一时经济增长，顶风出台阻碍环境执法的“土政策”。

同时作为高频词汇出现在各地督察意见中的还有当地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比如湖南湘潭、郴州两市违规干预环境执法，甚至为违法企业出具虚假证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主动包揽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明确限制环境保护等部门对老干妈分公司开展环境执法检查。

问责力度首先体现在问责人数上。据环保部通报，首轮环保督察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13.5万余件，累计立案处罚2.9万家，罚款约14.3亿元；立案侦查1518件，拘留1527人；约谈党政领导干部18448人，问责18199人。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以祁连山为例，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已不仅仅停留在基层干部层面，引发关注的高层问责开始出现。甘肃原省委书记王三运落马，对祁连山环境问题不重视、不作为是他的问题之一。“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一系列重要批示后，王三运表面上摆了姿态走了形式，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到问题严重的地区去调查研究，也没有认真督促相关部门抓好整改落实，更没有对相关领导干部进行严肃问责”，专题片《巡视利剑》后来披露王三运对祁连山生态破坏负有重大责任。

显然，“环保钦差”接连出动的两年，各地的环保工作成为当地党政一把手肩上负有的更重的责任。

有了中央环保督察组开的问题清单，各地一把手高度重视和亲自部署，有约一半的省份由党政主要领导共同担任整改领导小组组长，其余均由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比如，广西、湖北、北京等地的整改工作小组分别由省级党委书记和省级政府一把手共同担任，俗称“双组长”负责制。

各省在督察反馈结束30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的整改意见均将督察组指出的问题逐条细化，列出整改目标、整改措施、整改期限、主体责任单位、监管责任单位、督办省领导等。事实上，往往在收到反馈意见第一时间后，各地就已经开始马不停蹄制定整改方案和进入整改状态。凡是被“环保钦差”督察的省份，“环保风暴”自上而下迅速席卷。

2018年，已经结束首轮全覆盖的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将不会停下脚步。环保部除了对第一轮环保督察情况进行梳理，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进一步完善督察机制，为后续督察做好准备外，还将考虑对第一轮督察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紧盯问题，压实责任；同时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任务，针对重点地区大气污染、重点城市黑臭水体污染，以及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环境问题，组织开展机动式、点穴式专项督察，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强大助力。

同时，26个省份已开展或正在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察。这些省份的环保督察工作重点关注突出环境问题，特别是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及后续的整改落实情况。

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动作没有仅限于完成整改任务清单。督察启动的这两年多以来，各省(区、市)已针对性地出台或修订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制度标准。比如，山东、海南、四川、西藏等地印发文件，将环境保护纳入干部履职尽责考核评价范畴；31个省份均已出台环境保护职责分工文件、环境保护督察方案以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办法。

长远看来，相信中央环保督察带来的改变绝不只是拘留、约谈、问责这一串串数字。